2017下半年，中国电影圈最火爆的话题，莫过于“现象级”电影《战狼2》以接近50亿元登顶中国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在刷新中国票房纪录之后又代表内地角逐“奥斯卡”，引发业内对影视文化产业投资的讨论热潮。

“《战狼2》算得上是中国电影人尊重电影创作规律的诚意之作。”在电影制片人刘嘉涛看来，这两年中国电影票房整体都不错，与金融工具的介入不无关系。

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金融硕士学位后的刘嘉涛目前在伦敦大学卡斯商学院完成博士学位的课程，出身金融背景的他熟知美国的制片体系，去年以总制片人的身份参与到姐姐刘嘉琪导演的影片《爱无国界》中，并且斩获6大欧美国际电影节奖项。

尽管这部主旋律宣传“爱”的电影并没有用到很多金融工具，但在刘嘉涛看来，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新兴的金融工具已经在影视行业崭露头角。

文／楚楚（熊出墨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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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背后 金融作用中美大不同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电影产业的高速发展和金融资本助推分不开。

巨星加盟、各种技术特效加入、大咖导演的背书......已经成了当下电影宣传上的“标配”，许多电影在上映之后内容并没有让观众留下过多的印象，却让观众“感叹”制片团队完全“不差钱”。

尽管在票房上，中国的电影一直在突破，但在金融圈的一轮跑马圈地之后，电影圈却是遍地“奇葩”。

“这主要与中美两国在影视金融化上的运用不同造成的。”据刘嘉涛介绍，在中国，随着这几年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净值人群的增加，许多高净值人群通过私募股权的方式也参与到电影的投资上来，而相对于中国影视产业中规中矩的投资方式，美国更显得多样化，除了私募股权的方式以外，还有实物期权、过桥融资（简称“桥债”）等多种方式并行。

尽管金融方式更为多样化，但美国投资人对于风险的把控意识也很强，因此整体票房比较稳定，很少会出现惊人天际的数字，而中国一些有金融资本介入的电影有时会出现一些让人不可思议的票房结果。

中美制片行业的差异所致

在资本的推动下，中国电影产业的规模显然已经可以“比肩”美国好莱坞，然而在口碑上却还是相差甚远。

中影股份总裁江平对此深有感受:“中国电影最不缺的是钱，但大部分不是来投资的，是来投机的，当然有一部分是来投奔、投靠的。”

久而久之，在中国的电影产业就形成了一个“怪圈”：电影赚钱就行，请几位“鲜肉”就可以了，内容只要买个IP就行。

“这两年中国电影票房确实不错，但是能够真正拍出有意义，有深刻含义的电影并不多，商业电影哈哈一乐就过去了。”在刘嘉涛看来，中国电影之所以“内涵”欠缺，其根源在于制片体系的机制上。

“中国制片人指向性很强，根据收益和票房来选剧本、选演员、选导演，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左右到观众对于这部电影的看法，最终影响票房，所以中国制片人选片的动力和考虑角度更多在这里。”刘嘉涛强调，中国电影的制片模式，更多是以“收益”作为需求导向。

而在美国，通常采用的是独立制片模式，与中国制片人大部分隶属于影视公司不同的是，美国的独立制片人对影片有着绝对控制权，“从剧本题材的取决，制作经费的筹备，导演的选择，整个摄制团队的组建以及演员的挑选等等，都是由制片人一手负责完成。”刘嘉涛告诉《熊出墨请注意》，独立制片人并不是说就不需要考虑商业化的问题，相反，制片人作为导演的服务方，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为导演和创作团队更好地完成影片的制作和发行提供服务。“美国制片行业更愿意去尊重原著，而不是说我这个片子拍出来一定要多少票房，但国内可能会先去把前景勾勒的很好很完美，再去拍摄。出发点和立意是不一样的。”

刘嘉涛与全球领先的视觉特效公司The Third Floor创始人兼CEO Christopher

的确，拿已经拍了6部的蜘蛛侠系列电影来说，尽管距离第一部电影上映已经过去15年，且每部影片情节套路都大同小异，但仍然吸引着观众追随。其核心原因就是制片人对于原创的尊重和创新意识，“制片人在拍新集的时候不会去过多借鉴之前的影片，而是完全根据原著进行新的创作，即便主线不变，也会给故事一个新的背景。”在刘嘉涛看来，相比之下中国的制片对于电影作品的期望收益更为严谨，并且在影片的筹备的过程已经有了大致的预见性，虽然控制了风险，但是在某种程度而言，却阻碍了电影故事原本的创造性，使得影片拍出来过于“资本化”。

用金融赋能影视行业

实际上，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在寻求金融与电影行业之间的平衡。“既不神化资本对电影的影响，也不要过分夸大影片制作和发行中所使用到的金融工具对电影的影响。”在刘嘉涛看来，金融最大的魅力是作为一种资本运作的工具，帮助电影产业更好的发展。

美国麻省理工斯隆商学院的Robert Merton教授曾提出一种利用实物期权的方法来预估影片的从前期筹备到后期的分期发行盈利的定价算法的设想。具体来说，是将某部电影分成多期或者多个系列，从筹备到拍摄，把电影作为期权提供给投资人，影片的票房变化就好比是电影本身内在价值不确定性的变化，电影质量和其未来收益表现的越好，票房越好，后期的期权增值越高，进而早期的期权投资者获得的收益也越高。这一定价估值方式更取决于决策制定者对于市场的嗅觉和对项目本身的深度理解，在影视行业也就是制片人。

刘嘉涛十分认同这种方式，在他看来这种算法能够大大增加投资人对影片投资的信心，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提高影视投资人和制片人对于电影金融应用的整体认知。

而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创新金融方式参与到电影行业。比如由89位众筹投资人作为“联合出品人”，共同投入780万元参与投资的《大圣归来》，“这种金融方式非常标新立异，这在中美都是很少见并且很冒险的一种尝试。”在刘嘉涛看来，《大圣归来》用8亿票房证明了新兴的金融工具在影视行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的确，众筹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手段，是实现社会资源整合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对于有创意有实力但却缺少资金、营销渠道等资源影视创作团队来说，众筹能够起到良好的扶持作用。根据公开报道称，在《大圣归来》成为票房“黑马”后，投资人们兑付时预计可以获得本息约3000万元。

“姐弟档”闯荡好莱坞

从左到右：刘嘉涛、《超人归来》制片人Gilbert Adler、刘嘉琪

“《爱无国界》是我作为电影制片人的处女作，我是本着冒险和学习的精神去制作这部影片。”尽管留美多年硕士、博士相关专业都是与金融有关，但刘嘉涛并不认为选择做制片人为职业是“跨界”。在他看来，金融作为一种资本工具，能够赋能各个行业。

当然，从事影视行业，和姐姐刘嘉琪在美国做导演是密不可分的，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姐姐有她的电影梦，作为弟弟我也希望能够尽力去帮助她实现这个梦。”在刘嘉涛看来，这恰恰反映了制片人和导演之间的关系：拍电影就好比孕育一个新的生命，而制片人在的位置就好比一个产科医生去帮助这个生命降临世界。

在《爱无国界》斩获6大欧美国际电影节奖项以后，如今刘嘉涛已经开始筹备下一部合拍片，依然是姐弟档：姐姐做导演，刘嘉涛则为总制片人。

“新片主要讲述在海外发生的故事，目前在考虑是在美国取景还是在欧洲。”据刘嘉涛介绍，中美合拍对于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可能在制作团队的专业性和文化差异上都会产生碰撞，“我很期待这次新的挑战，也是对自己成长的一次考验。”

在新片中，刘嘉涛也准备尝试用“桥债”的方式来覆盖影片拍摄的部分成本。

据他介绍，桥债并不是美国影视融资的主要金融工具，而是相当于一个短期信托，一般用于影片拍摄前期来实现投资人的要求，比如投资人在影片拍摄前可能会要求制片人承诺雇佣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来参演以保证影片的票房收益，那么制片人可以通过桥债的方式与目标明星演员签约，然后获得资本方的资本介入。

“一般来说，单次桥债为几百万美元，最高不会超过2000万美元的金额。”在刘嘉涛看来，尽管美国的影视金融方式比较多样化，但并不是所有的融资方式都适用于中国电影市场，“对于每个影片的独特性和市场动态变化，选择合适的金融机制去进行融资也成为了制片人未来的一个挑战。”

文／楚楚（熊出墨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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